拉面培训市场逐渐壮大起来，其中兰州拉面尤为壮大，三十年间，青海化隆人将兰州拉面馆开到全国各地，一个贫困县就此翻身。紧随其后，兰州人开始大量开店，为正宗兰州拉面“正名”，引发持续至今的“两碗面”之争。
与福建的沙县小吃一样，“两碗面”走向全国，占领大街小巷，不仅靠的是朴素的企业家精神，而且它们背后都有一双支持异地创业的政府之手。
2015年7月9日，兰州拉面连锁店东方宫位于深圳的一家门店，因为与青海化隆人开的兰州拉面馆距离过近，遭其抵制。东方宫这家店在腾讯大厦楼下，每年房租差不多200万。
青海人天天堵门，围攻了一个月，导致东方宫无法正常经营，只好赔钱了事——对面两家青海拉面馆分别获得75万元、40万元的赔偿。
之前，这样的事在西安、苏州、天津、北京也发生过。
东方宫清真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马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青海人的规则是300米内不许开第二家。他跟青海当地拉面会长协商，对方说：这十几年青海人在这个城市不容易，是我们打开牛肉面市场，你们来摘我们的桃子不行，必须离远点，近了就收拾你。
青海和兰州这两碗面的冲突始自2012年。之前，遍布全国的“兰州牛肉拉面”，其实不是甘肃兰州人开的，而是青海化隆人。直到2012年，兰州本土拉面才开始走出兰州，向全国扩张。这不免对青海面馆带来了竞争压力，冲突由此而生。
同叫“兰州牛肉拉面”，但两边不仅口味不同，在发展路径上更是迥然相异。青海拉面是农村扶贫，用面把人送出去；兰州拉面是城市品牌，用企业把面打成名片。
不过，相同的是，两碗面走向全国，占领大街小巷，背后不仅仅是企业家精神使然，而且它们都离不开政府之手的支持。
青海有个“拉面县”
化隆在外做拉面的有7万多人，占全县人口的1/3。
在距离兰州250公里外的青海省海宁市的山坳里，有一片巴掌大的县城，化隆回族自治县。这里就是“兰州牛肉拉面”的故乡。
化隆是国家级的贫困县，没有工业，人们以农业畜牧业为生。这里常年干旱，年降雨量仅13毫米，全年有1/3雾霜期，生活在山里的人，年收入仅有3000元左右。
它在变为“拉面县”以前，是以制造黑枪出名的。马青云是化隆人，十年前，他从中国公安大学毕业后回青海做刑警，2014年开始自己创业，做起了拉面电商和培训学校生意。据他回忆，当时每年能在化隆“打”一百多支黑枪，青海的罪犯十之六七都是化隆人。但在拉面生意红火后，没人愿意冒一枪判三年的风险了，去年一支黑枪都没找到。
化隆人爱吃面，街边小馆里很难见到米饭。而他们把拉面带出去，是1980年代末的事。
最早出去的，是住在化隆南面山头的人，这里是贫困县里最穷的地方，如今被列为省重点搬迁项目，就是因为这里恶劣的自然条件不适宜人类居住。
韩东就是那批走出大山做拉面的人之一。1980年代末，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支柱是在外搬砖的父亲，五兄妹经常吃不饱。当父亲去拉萨打工，十四五岁的韩东没念完高中也跟着去了，在拉萨卖干果、卖鞋。
在拉萨的一家面馆，他遇到了老乡马贵福。马贵福曾在拉面馆里打过工，从打杂到学拉面，萌生了自己开餐馆的念头。当地流传说，最早开面馆的青海人正是在兰州人的面馆里出徒的，也曾从老东家那儿借到了启动资金。
常去福建进鞋的韩东发现，在厦门火车站附近，找不到能吃饭的清真餐馆。回拉萨后，他就劝马贵福到那儿开店碰碰运气。于是前后脚，俩人就到了厦门做拉面。韩东说在拉萨的时候还挂着“青海拉面”的牌子，但到厦门就改成了“兰州拉面”，因为名气大得多。
韩东的第一家店失败了，西北来的拉面师傅受不了东南的暑热和蚊虫，当地的面也拉不好。他投入了三万多元，最后以一万多元把店面匆匆出手了。
但跟他一起出来的同乡们自己做了起来，他们大多是家庭作坊的模式：一家三口以店为家，男人拉面、女人炒菜、孩子跑堂，晚上住店里，吃得了苦，就赚了钱。这样家庭作坊的模式，往后持续了三十年。
半年后，韩东再次尝试，到福州火车站开了拉面店，这次他成功了。当时每碗面两块多，他每天能卖一千多元。随后，他开始滚雪球式地扩张，把小店面转出去，到深圳开大的。如今，他手下已有一个集团式的企业，包括七八家公司，做高端餐饮，也做商业地产。
2014年，他回到福建故地重游，觉得那几年才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段，“虽然很累，但每天都有冲劲，觉得未来前景很大”。他每天早晨6点起床买菜，半夜12点关门，和伙计们10个人挤在店里地上睡，夏天铺草垫、冬天加褥子。一天到头，最惬意的时刻就是凌晨关门后，打扫完卫生，坐下喝一大杯茶，特别有成就感，“后来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”。
他说1990年代初是“做什么都赚钱”的时代，卖鞋每月赚一两千，做拉面就赚一两万。开始赚钱后，韩东马上给在老家务农的两个哥哥发电报，叫他们来帮忙。
据化隆县驻无锡、常州办事处主任马友仁回忆，村里刚有人赚钱那两年，从东南沿海衣锦还乡，穿名牌、用传呼机、拿摩托罗拉，很稀罕，一下就激活了农民们出去闯的胆量。
最初挣了钱的人们，跟韩东一样，开始拉扯亲戚朋友走出大山做拉面，这生意成本不高、技术简单、又有钱赚。三十年间，一碗面拉着山里的化隆人在大城市扎了根。
如今，化隆在外做拉面的有7万多人，拉面馆1.3万家。他们多分布在一线城市群：长三角、珠三角、京津冀。
化隆全县20万人，有1/3在外做拉面，每家每户都有。化隆县就业局局长马吉荣的家里，就有五六户亲戚在做，分散在东莞、广州、上海和天津。化隆女人，早早结婚，第一件事就是去外地的拉面店帮忙，一帮就是一二十年。
马友仁觉得，现在化隆人富了，贫困的帽子有点名不副实。拉面户们已经大批在省会西宁买房，出门习惯坐飞机。村里人办喜事，十年前是办一场1万，现在二婚的都要10万，新婚30万。
“拉面政府”
化隆县有89个政府部门工作人员，被派到全国五十多个地区设立拉面办事处，专门负责拉面户的后勤工作。
化隆人在外能把“兰州牛肉拉面”的牌子做起来，除了为穷所迫的抱团发展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捧着真金白银送上来。
他在劳务输出证上写了一篇“县长致辞”，恳请本县劳务人员所到之处的有关部门，对他们异地创业尽可能地提供帮助。接着教育、林业、土地等9个部门都盖了公章，证明持证人员身份合法，请当地接纳、照顾。
事实上，多年来化隆人在外确实是一路绿灯。马友仁说，在全国各地开店，他们几乎都不用交税。“因为是少数民族，只要不给本地添麻烦，当地政府都是开放包容的。”
兰州牛肉拉面产业联合会会长王幸军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：他们现在不穷了，应该也有义务给国家上税了。
有的地方政府还会给化隆县的地方办事处提供办公场所。化隆县就业局局长马吉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“广州是第一个给我们提供办公场所的，三室一厅，还给了15万的办公经费”。
此外，化隆人还能享受到政府的经济支持。
无抵押的免息贷款，农民们已经享受了近二十年。只要做拉面，就能贷款三五万，第一年的利息由县政府出。2015年，预计拨出的“拉面贷款”2000万，每年政府的利息补贴500万。
马友仁说，拉面户的专项贷款由政府公职人员提供担保，一般都是亲戚朋友，以公务员的工资担保。这些公务员退休后，再带着家人去投奔帮忙贷过款的拉面老板们，协助再开店。
除贷款外，拉面户还有专属的信用卡，允许两个月还一次款，若无不良记录，一次可以取10万，透支25万。
有政府的手托着，拉面户们基本可以零成本起家。县政府也不亏，把贫困的农村人口送出去，他们会抱着票子回来。当地有种说法，“送出去10万人，每年回来1个亿”。
政府还派人出去照顾老乡们。化隆县有89个政府部门工作人员，被派到全国五十多个地区设立拉面办事处，专门负责拉面户的后勤工作。
马友仁就是其中之一，他已驻外工作十余年了，先后去过广东肇庆、江苏昆山、常州和无锡。一直以来都是“一人一站”，直到今年才配了助手。他自己也在当地开了家拉面店。
作为办事处主任，他的日常工作是帮拉面户租房子、签合同、办贷款、解决“拉面三代”的上学问题。马友仁讲起跑教育局的方法轻车熟路：先跟管义务教育的局长联系，熟了以后直接对接基础教育科的科长就行，每个地方都这么办。
“马友仁们”还有一个任务是普法。早些年，遇到拆迁、上学难、有竞争者出现，老乡们都会抱团反击，“一个电话，找好多老乡，几十个人就去围攻人家了”。马友仁说，他们的任务是告诉他们寻衅滋事是犯法的，会判刑。干过刑警的马青云也发现，很多拉面户连刑事拘留都不懂，觉得无论如何关进去两三天就放出来了。
青海的兰州拉面馆，常常是拆迁“钉子户”。例如2013年，复旦大学南区“一条街”拆迁，所有商户都搬走了，只有街头一家青海人开的拉面馆，在废墟中仍然坚持营业。
福建的沙县小吃，常是兰州牛肉拉面馆的邻居。马友仁说，沙县小吃与青海拉面不同，他们不搞地方办事处，而是联网的流动办公室，哪有问题就去哪上门服务。另外，沙县小吃在政府管理上更重视全链条覆盖，开餐馆的资质审核严格，但只要通过，从装修、食材、配料、资金到孩子上学，政府都一并解决，全链条做“家长”。
除了化隆外，与它毗邻的循化、尖扎都是少数民族自治县，也都是拉面县。循化在外的拉面户也有3万人，同样占全县农村人口的1/3。但循化的地方办事处主任不是官派的，而是在拉面老板中选举的。
马秀英就是循化驻京劳务办事处的主任。跟马友仁一样，她说自己什么都管，“吃喝拉撒睡都管。意外怀孕，流产排号也帮他们排。有时候文盲看病不知道哪个窗口取药，我们也一起去。”她刚到北京时，同族（撒拉族）的文盲率在60以上，汉语沟通不畅产生的问题特别多。
“李逵”赶“李鬼”
与青海政府“出钱”为主的扶持不同，兰州政府做的是“正名”。
“兰州牛肉拉面”，是青海少数民族贫困县用以脱贫的手段，除了手工拉面的工艺以外，在味道上跟兰州本土的牛肉拉面并不相同。
马友仁说，最大的差别在汤和面。正宗兰州牛肉拉面的核心是汤料，往往是秘制、祖传
